一

大约是在小学二年级时候吧，我就开始描仿写大字了。什么“一去二三里，沿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什么“上大人，孔乙已……”小楷是从何时写起的，记不清楚了。总之，到四年级时，一张大字、四行小楷，已经是我每天必须完成的作业了。我看那奇妙的方块字，一个个像小精灵似的，在我的笔底下排队操练。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有的冲着我笑，有的却哭丧着脸，还有的呲牙咧嘴，有的四脚朝天…。

    记得在同龄人中间，有一个姓孙的同学魏碑字写得很漂亮，令人羡慕。据说他上过私塾，是私塾的老先生教的，每天临帖。临帖的意识已开始在我们中间形成，而在学生中比较流行的是柳公权的《玄秘塔》。其中“飞凤家风”(繁体)四字，被认为最难写好。争强好胜的伙伴们，常常“明争暗斗”比谁写得最好。作业交上去了，谁的四个字全打了红圈，那就是赢家。这是很难很难的，我不愿和他们明争，却也在暗暗较劲。经过了多少回……终于有一天我写的全都打上了红圈，那奇妙的方块字好像个个都在冲着我发笑，我实实地喜爱上它们了!

二

到了中学写字都是钢笔，不再用毛笔了。可是，我在假期里写的日记却全是用毛笔写的。很难具体说明白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和目的，小学数年的摹写，日日相习相伴，似己习以为常，或者说习惯成了自然，怎舍得把它丢掉呢！

    朝鲜的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美国侵略者打到了家门口，怎能安心读书?于是，投笔从戎，我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分配在坦克某师政治部组织科工作。当时起草文件、写总结报告等等，都是手写手抄，没有打字机，只有油印机。手工抄写通知、通报、总结、报告等各种文件材料，是我的重要任务。所以字写得好坏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然而那时我写的字还很稚嫩、没有定型，一时向这边歪，一时又向那边倒，抄出材抖来，横看竖看我都不满意。一天，我突然发现文印员叶先庭刻的腊板字很美，也很有力，油印出来的材料字迹秀丽、排列整齐，煞是好看。于是我拜小叶为师学腊板字，我的字才逐步定型下来，抄出的材料也比以前整齐好看多了。

  1952年5月，根据形势发展，我师被撤销，师部全体组建了北京军区装甲兵，而唯有我一个人来到了军委装甲兵，其原因又与写字有关。当时全军正在建立正规的干部档案，填写统一的历履表、 撰写自传，工作量很大，要选字写得好的人来参加建档工作。选人的干事说，看见你写的“一手好字”，就决定了要你。

从此，我在装甲兵领率机关工作几十年，直至1992年退休。

三

我真正正规地学习书法是从1991年开始的。这年7月，我参加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法专业的学习。每周都去听面授课，风雨无阻。聆听了卜希.D、李力生、贾诚隽、梁志斌等老师讲课，真正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汉文书法的源远流长，感受到老师们对我国独有的艺术瑰宝—书法的热爱，他们为此付出了毕生的辛劳。两年间老师们教我们学习了真、草、隶、篆各种书体。比较具体地了解了汉文字几千年来的变化，并初步掌握了各种书体的笔法。汉文字不管怎样变化，它始终是联系中华大地各民族的纽带，始终维系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古代世界的几大文明几乎都被历史湮没了，唯有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没有中断，汉文字功不可没。

    我对书法的热爱植根于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学习书法更增强了我对中华文明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两年学习，只能说师傅刚刚领进了门，关键要看自己研练。此后我继续在部队老干部大学学习书法，一丝不苟地认真临习各种碑帖，不断地和书友们切磋交流，至今十七年不曾间断。

    1997年，我受聘在《中国纺织报》工作时，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第一次参加了纺织行业举办的大型书展，出乎我的意料，竟然获奖。接着，又在全国报人迎香港回归的书展上再次获奖，这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一个业余的书法爱好者的作品居然也能登上书展的大雅之堂，打破了我对书法艺术的神秘感，使我壮起胆来参加更多的书展、比赛和博览。

    随后几年，我主动收集信息，创作作品，积极参加了军队内的、地区性的、乃至全国性的许多次书展。在纪念中国佛教两千年书画展、全国群众书画摄影大展、首届、笫二届中国老年书画展、第三届、第四届海峡两岸书画大展、第一届中韩书画友好交流大展赛、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中日书画展、纪念建军75周年老同志书画展、全军书画展…等等大型展览中，我都有作品参展，大都获得了不同奖项。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鲁迅纪念馆、吴道子艺术馆等也都收藏了我的作品，山东潍坊国际艺术碑林还把我的作品刻成石碑陈列其中。

    与此同时，一些书典、刊物的约稿信函纷至沓来，我也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了所需的稿件。

到2007年底，我在各种书展上获奖50余项，在书刊上发表作品60余件次。2007年11月，举办了个人的书法作品展。

四

    在潜心研练书法的同时，我进一步加强了体育锻练，尤其是长年参加自行车骑行活动，不但为我的学习和创作提供了充沛的精力，而且更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

    自1998年起，我就参加了北京自行车协会和欧瑞、捷安特俱乐部组织的自行车骑行活动，跑遍了北京近远郊区的许多景点。2001年开始参加长途骑行，几年间骑行至河北、山东、河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尤其是在古稀之年勇闯生命禁区，翻越海拔4700多米的昆仑山和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跨过广漠荒凉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在雪域高原骑行2000公里至西藏首府—拉萨，然后又乘车到达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祖国壮丽的河山开阔了我的视野，各民族淳朴勤劳的民风给我注入了丰厚的精神营养，各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蓬勃生机，预示着我们的祖国正在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一切给了我无比的信心和力量，我们怎能不抓住有限生命的每一天，用实实在在的努力，好好地享用这盛世带给我们的金色时光呢?

    艺术和体育成了我老年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增添了生命的活力。我为它不怕付出辛劳，因为在付出辛劳的同时，不但收获了成绩，更收获了精神上的满足和心情的愉悦，我的生活因它而更加充实和丰富多彩。

五

    十几年的书法学习，在实践中感悟颇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汉字是点线的组合，一幅作品是字词句的组合。点线的完美组合，给人以字形之美；字词句的完美组合给人以篇章之美。然而，书法之美不仅仅是其外形美，更在于它的内涵美。《兰亭序》秀媚流畅的字里行间，蕴含着的是：一颗融汇宇宙万物的博大心胸，一个海纳百川的豁达情怀，一种淡泊宁静从容不迫的气脉。这些绝对不是单从学习书法技艺中就能学到的。人们常说：“功夫在字外”，说的就是书家必须具有很高的文化学识、道德操守等多方面的素养，才能创作出形式和内容完美统一的好作品来。有志学书的人，必须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才能在学书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达到一个较高的境界。

其二，质量和数量的统一。人说：“字不是讲出来的，也不是看出来的，是练出来的”。也有人说：“练也要讲究质量，一味埋头苦练，事倍功半”。这里就是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各执一端，自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将二者统一起来。我无论临习那种书体，是很注重数量的。学楷书临习欧阳询的《九成宫》、学行书临习王右军的《圣教序》、学草书临习孙过庭的《书谱》、学隶书临习《曹全碑》《张迁碑》、学篆书临习邓昌硕的《弟子规》，等等，都要从头到尾完整临习，而且不是一遍两遍，也不是十遍八遍，而是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地临习。只有熟悉了，掌握了，才能形似，才能由熟生巧，才能由形似达到神似。生巧、神似，就是质的飞跃。没有相当的数量就达不到质的飞跃，没有相当的数量，巧从何来?神从何来?我不赞同把一种帖挑出十几个、或几十个有代表性的字练习，以为只要练好这一小部分就能代替全部。以这种办法讲解是可以的，但练习不行。讲解是让人明白理解，练习是为了实际掌握。没有千百次的自己动手练习，任何技艺都是无法掌握的，何况还要求生巧、神似，进而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其三，继承和创新的统一。这是书界争论很久的议题，也是关系到每一位书家的创作方向问题，不容回避。在我看来继承传统和创新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强调一面而否定另一面是不可取的。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创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没有坚实的基础，而欲求高楼大厦，岂不是空中楼阁，仰或海市蜃楼，那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虚无飘渺的东西。那些视继承传统为束缚，高喊“创造全新书法”的人，他们“创造”出来的是一些不讲法度，没有美感，只求怪诞，只求视觉冲击的东西，以为这就是当今的时尚。这自然不会被书界同仁以至人民群众所接受。

    其次，抱守传统而不思创新也是不可取的。认为传统书法己经到达艺术的最高境界，不可能再有所前进、有所创新了。然而，艺术是无止境的，说“艺术到顶”是不符合实际的，近现代的一些书法大师们的许多创新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对书界另一种说法，即“只能临习古人，不可临习今人”，是不能苟同的。我在学习中，既临习古人的碑帖，也临习今人的作品，广泛吸取其所长，是大有裨益的。

    以上拙见，仅仅是学习实践中的粗浅感悟，还望方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