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俗走向大雅
——论鲍家虎先生的水墨画
程征
就审美属性而言,在我们的艺术传统中自古分“雅”、“俗”两大范畴。“雅”向来是上流文人追寻的审美情趣,“俗”通常是下层百姓流行的审美口味。其雅者,或精丽高妙,或含蓄委婉,或飘逸淡泊;俗者,则大红大绿,率真朴素、直言其美。前者宜细细品味若品茗,后者乃一目了然如牛饮。在中国传统美术领域里,宫廷绘画和文人画专属于“雅”;年画、瓷画、剪纸、泥玩具等民间美术皆归于“俗”。虽然历史学家说雅俗两类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发生过深刻的互通关系,但是在同样漫长的社会背景和等级森严的文化发展环境中,无论雅、俗二者的艺术创作主体或欣赏主体皆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相互之间隔着一条无可逾越的鸿沟。千百年来,居于社会主流地位的文人阶层对俗文化不屑一顾,而下层民众对雅文化亦敬而远之。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雅、俗二者之间虽然呈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势,却共同成为华夏民族艺术传统的两大文化巨流。不过对于某一位艺术家而言,通常只归属于二者之一,要么在“雅”的传统巨流中展开自己的艺术平生,要么在“俗”的传统巨流中实现自己的艺术才华,而难以兼融。然而,在泉城济南却有一位畅游在“雅”与“俗”两大传统文化巨流之上的当代艺术家——鲍家虎。
鲍家虎先生是国家一级美术师,又是中国民间美术学会理事、山东画院高级画师;是修养深厚的国画家,又是著名的民间美术学者。他是我国当代仅有的几位既事“雅”,也事“俗”的艺术家之一。我们可以从他的水墨画中清晰地看到这种雅俗共融的艺术特色。
譬如,他的水墨写意作品《大吉大利》,画面由一篮鲜红带叶的荔枝和一只大红公鸡组成。其荔枝颇有吴昌硕、齐白石的写意风范:那只雄鸡却绝非陈大羽式手笔,而是一尊神气十足的民间彩绘泥塑玩具。将传统花鸟画的折枝花果与民间艺术品共为一图是这幅作品的新意,其创作难度也正在这里。难就难在传统文人画图式与民间艺术图式的结合,并且结合得非常自然,将本来分属于“雅”和“俗”两种不同文化属性的主体有机地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而不是搭积木式的拼凑。其之所以那么自如和谐,从表面看是公鸡与荔枝都采取简练有力的墨线勾画和浓艳的色彩点染,从而使笔调与色调同构;又用“大吉大利”这个极俗的民间语汇充作“诗、书、画、印”为一体的文人画模式的“诗、书”内容,将民间化的“俗”文学性来冲替文人式的“雅”文学性;又将文人画的简率与民间艺术的稚拙化作同一的审美意趣。其深层原因却在于画家对传统中国画拥有相同的修养和同样真挚的感情,那一篮荔枝和那一一只彩绘泥塑公鸡形象流露出同一的活力和生命气息,从而也使整幅作品获得了绘画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气韵生动”。
类似作品很多,如融民间瓷壶与枇杷竹筐为一体的《乡间所见》;玉米、南瓜、红辣椒与民间彩绘泥塑的牛组成的《丰年》:民间青花大海碗盛满鲜艳红樱桃的《民间风味》等等。在画家如林的中国画坛中它们展现着鲍家虎极富个性特色的绘画风貌。
如果我们看一看鲍先生的纯水墨作品《年年有余》就可以了解他对文人水墨画精神了悟之深切,不然两尾水墨的鲶鱼不会如此简练传神;我同样看一看鲍先生的墨彩写意画《小狮》、《小猫》,同样可以了解他对民间美术固有审美特质谙悉之透彻,不然他不能如此畅快挥动民间能工巧匠般自由自在的彩笔。上述《大吉大利》、《乡间所见》等作品所体现的总体风貌可以理解为水墨鲶鱼与墨彩小狮、小猫等二种绘画元素的综合,这种综合早已不停在题材样式的表层,而深入到精神层面去了。
这种双重自如的艺术状态是鲍先生用大半生时间换来的。他原籍安徽和县,五十年代在山东艺术专科学校(山东艺术学院前身)师从于希宁、吕品、张鹤云、王企华、靳涛等老一辈艺术家,奠定了“雅”文化的基础。大学毕业以后的40多年里,他一头扎进民间文化特别丰厚的山东,曾在民艺学家叶又新先生指导下跑遍齐鲁大地,永不倦怠地进行民间美术的收集、研究、展览和著述,乃至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的“民间美术工作开拓者”称号及“优秀组织工作者”奖。数十年的厚积,不仅极大地丰厚了他供职的山东省美术馆及他私人的收藏,更丰厚了一位艺术家最可宝贵的鉴赏力和知识学养。在此过程中他锤炼了文人兼民间艺术家兼有
的心灵,和文人兼民间艺术家兼有的眼睛。你看吧,那一头在柳岸下戏水的牛,不再似李可染眼中的墨牛,而是一头民间陶塑般稚拙可爱的《水牛》;趴在两片荷叶上的几只青蛙,不再似齐白石笔下的墨蛙,而是民间彩绘玩具式的另一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极富情趣之蛙;檐下窝巢中的一群小燕不再似任伯年笔下的燕子,而是农家案柜上一组可爱的点彩面塑“雏燕”;就连现代大都市的摩天大楼的框架形式,在他眼中也幻化成一片家织格子布式的灿烂图式。他用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相兼的心灵观照世界,用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相容的语言表述世界,并在此观照与表述中,实现了雅与俗的同一,实现了从大俗到大雅的过程,把俗文化整合到了主流社会的雅文化之中。
(作者:西安美术学院教授 陕西国画院研究员 著名美术评论家) |